22.“叛徒”大爷
“叛徒!纸篓咋没倒?” “叛徒!厕所又漏水了!” “叛徒!......”年轻的护士们操着一口河南腔,大声地喊着这令人刺耳的带有侮辱性的称呼。 被称做“叛徒”的,是位六十岁左右的老人,穿一身破烂肮脏的白大褂,手里经常拿着一把长把扫帚,每天到病房里扫两次地。此外,诸如倒纸篓、倒痰盂、订饭菜、收碗筷、送牛奶等等一切杂活,也都归他干。他简直可以说是医院里最忙的人。年轻的护士们不但喊他“叛徒”,而且还可以随意对他喝令差遣。他终日不言不语,象头老黄牛一样的温驯、顺从,每一听到差遣,便习惯性地大声答应着:“哎!来啦!”疾步跑过去。 我心里纳闷,为什么别人叫他“叛徒”,他却真的答应,而且不做任何不满的表示,好象他本来就叫这个名字似的。我偷偷地观察他,他微微驼背,走路急促,毫无花甲老人那种蹒跚、迟钝的样子,甚至让人觉得他是个白头发的年轻人。他踏实、勤劳,干活很起劲,眼睛里一点也没有流露出抱怨的神情。我常想,被人叫做“叛徒”,这多伤自尊心啊!如果叫到我的头上,我还不得扎茅坑去吗?可他却处之泰然,应声干脆我不由得从惊诧转入到钦佩他的涵养。我多么想了解他为什么会被叫做叛徒啊!会不会和我一样,也是受冤屈的呢?他又是怎么熬过来的呢?......但是,我是个“政治犯”,没有和别人说话的自由。他每次进病房,又总是低着头忙来忙去,从来也不看我一眼。我只好心里装着这只闷葫芦。不过我还是希望他多来,因为这间隔离病房太憋闷了,哪怕是一个人进来闲走一趟,也能打破一点这令人窒息的气氛。 一天,一名“工宣队”头头突然来到我的床前宣布: “你的问题还要继续交待,但目前先别想太多。在党校集中的全体文艺战士要立即下乡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,看护你的几位同志也要马上走。你需要翻身、护理,你们团还会派人来值班的,你等着吧!” 一直等到晚上,并没有人来。房子里空荡荡的。可是,我需要翻身呀!虽然我熬过了前几天那种撕心裂腑的疼痛,但是,相当强烈的疼痛仍时时在袭击着我,我多么希望多翻几次身,使疼痛得到些微缓解啊!然而,现在没有人给我翻身了。叫护士吧,没有铃儿;即使有,她们除了早晨和严大夫一起进来查一次房外,从不到我这隔离病房来的。她们既不给我打针,也不给我吃药,就把我一个人扔在硬板床上死躺着。十几天前,我的耳边曾不断地炸响着令人脑浆迸裂的喧嚣和嚎叫,现在倒好,我又象是躺在了一座坟墓里,一种令人透不过气来的寂寞感,紧紧地包围着我,压迫着我,使我感到可怕的孤独。这疼痛也与我成心作对,仿佛越是孤独、寂寞,它就越发咬噬我的心。啊,这漫漫的长夜,什么时候才能熬到天亮啊! 窗上终于闪现出曙光。我听见门外有人在嘁嘁喳喳的说话,隔着窗子还看到了几个人头在攒动。忽然,门被挤开了一条缝,我听到了他们在议论: “这个姑娘是跳楼的......” “长得挺白净,挺好看的,到底为啥呢?......” “身边一个亲人也没有,真可怜!......” 可是,他们谁也不敢闯进门来,因为我毕竟是被隔离的“政治犯”。我真想大声地告诉他们:“进来吧,亲爱的病友!今天我这里没人看守......”但是,我没有这个胆量。我多么希望能有一个同情我的人进来一下啊! 屋门吱扭一声。啊!我终于盼到了,进来的是那位“叛徒”大爷。 我再也抑制不住了。 “大爷,您可来了!谢谢您帮我翻个身吧!剧团的人都下乡了,没人管我了。您帮我翻个身,我一辈子也忘不了您!......”我急忙叫着,一边哀求着,一边流出了眼泪。 “好,来了!来了!”“叛徒”大爷四下看了看,爽快地答应着。马上放下手里的扫帚,迅即走到我的床边。他力气很大,一个人就把我搬动了。他一边给我掖好被子,一边劝我说:“姑娘,坚强点!以后我常来帮你翻身,别着急!” 翻完身。我舒服多了。大爷拿起扫帚,又扫起地来。他一边扫,一边机警地看看门口,这时围观的病友早已经散了。他见没有人,便趁机悄悄地问我:“你这么年轻,有什么事想不开啊?为什么要跳楼呢?” 我流着泪说:“因为我和一个爱国华侨搞过恋爱,他们就把我打成了特务,揪斗,逼、供、信......我实在受不了啦!......” 我觉得这位“叛徒”大爷象亲人一般体谅我,顿了顿,便把搁在心里好几天的问题,脱口说了出来:“大爷,他们为什么管您叫‘叛徒’呢?” 这时,“叛徒”大爷突然睁起了明亮的眼睛,说:“姑娘,别听他们瞎嚷嚷!我过去在部队里,有一次弹尽被俘,我打伤了看押的士兵,半夜逃回了阵地。这件事有人作证,过去也是做过结论的。现在他们又抛出来,硬说我是‘叛徒’,让他们叫吧,我不怕!真金不怕火炼,总有一天会弄清楚的...... 我突然想起了白居易的诗:“同是天涯沦落人,相逢何必曾相识!” 接着,他又劝我说:“你太年轻,没经过运动。你要好好活下去,这样的死,毫无价值!乌云遮不住太阳,早晚会落实政策。党的事业需要年轻人啊!......你要多喝牛奶,多吃点蔬菜,吃得越多,好得越快......” “文革”以来。我从没听到过这样热辣辣的话语。这一番劝慰,使我感动得满脸是泪。我频频地点头,连声说:“谢谢老大爷,太谢谢您了!” “叛徒!便盆咋还没洗?”护士小姐忽然在外面又吼起来。 “哎,来啦!”大爷高声答应着,又压低声音嘱咐我几句,“记住,要坚强,要活下去!......” 然后拿起扫帚,急急地走了出去。 我望着他的背影,内心充满感激和钦佩。在那混乱的年代里,我常常想,亲爱的党呀,你在哪里呢?......我想不出答案,心里一片茫然。远的且不说,就眼前这位“叛徒”大爷亲切、朴实的谈话,倒使我想起了当年学校党支部书记的形象。 他被人诬为“叛徒”,受了那么大的冤屈,却仍很乐观,对前途充满信心,不抱怨,不气馁,认真地为病员服务,这是怎样的精神境界啊!从他的身上,我感受到了革命老战士坚韧顽强的意志,看到了他们象金子一样闪光的共产主义信念。和他相比,我是多么的怯弱和渺小啊!在残酷的斗争面前,我逃避了,退缩了,对党的信心动摇了。是啊,党的事业需要年轻人啊!可我却辜负了党的培育和期望。我第一次感到跳楼自杀是愚蠢的行为,是犯了一个极大的错误。我心里充满了惭愧和内疚。 那以后,“叛徒”大爷总是找适当的机会,照顾我,开导我。每次送奶,他都是把半小桶牛奶倒进我的大茶缸里,还对我说:“喝吧!喝吧!多喝点,长骨头!你年轻,恢复得快,只要能吃能喝,伤会慢慢好的......” 时间长了,我逐渐了解到,他是老共产党员,原来是这个医院的副院长。这更使我感到了党的存在和关怀,感到了亲人般的爱护和温暖。我象是在迷茫的大海上看到了灯塔的闪光,心头凝聚的乌云开始消散,对人生,对逆境,我不再那么悲观了。我决心向他学习,好好活下去。我觉得,他就是我的现任领导,他的话我句句相信,句句听从。我相信,总有一天党是会了解我的;我相信,我的病是会慢慢好起来的;我相信,党的戏剧事业迟早是要兴旺的......为了迎接这一天的到来,我听他的话:多喝奶,一天喝一大茶缸,足有三斤;多吃菜,每顿吃两个...... 这位老战士温暖了我这颗已经冰冷的心,帮助我重新树立起生活的信念,使我又产生对美好未来的憧憬。今天,当我又重返舞台的时候,怎能不怀念这位在危难的时候向我伸出友谊的手,从精神上、物质上给过我巨大帮助的老同志啊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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